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中国半殖民地深化时期——“外蒙”独立
第22节沙俄导演下的外蒙“独立”丑剧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之而起的震动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它不得不收敛对中国的狂妄野心，放慢侵略中国的步伐。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订立英俄协定、特别是订立第一、第二次日俄协定和密约以后，俄国在远东的实力地位大为加强，它的侵略活动又再次猖狂起来，除了抓住上章所述的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满期的机会，大肆勒索以外，它特别利用中国动荡不安的政局，加紧窥伺中国边疆地区，首先怂恿蒙古反动王公、喇嘛反对清政府实行新政，发动叛乱。沙俄在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培植亲俄势力，为时已久。单以内、外蒙古而论，先后被它收买的上层分子就有乌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达多尔济等多人。乌泰原是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兼哲盟副盟长，因代弟袭郡王爵，涉讼十余年，被革除扎萨克和副盟长职务，负债累累。俄人乘机贷予巨款，供其挥霍。1909年，清政府代为偿清俄债，但他依旧乞求俄国支持，伺机闹事。海山是内蒙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因犯重案被通缉，受到哈尔滨俄人的包庇，得以逍遥法外。陶克陶呼是内蒙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四等台吉，纠众武装反抗蒙地放垦，1910年失败后逃入俄境，清政府多次要求引渡，俄国指为政治犯，加以拒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俗称库伦活佛，是大漠以北喇嘛教中地位最高的活佛，俄国蓄意笼络。驻库伦的历任俄国领事与八世库伦活佛接触频繁，驻北京公使途经库伦时多次到庙中拜会，馈赠金钱物品。1907年活佛庙内查出大批俄造枪枝，显然系沙俄所赠。杭达多尔济是外蒙土谢图汗部亲王、右翼左旗扎萨克兼土谢图汗部副将军，早年因联名请愿撤换乌里雅苏台将军受到申斥；1908年因抗拒清丈已垦蒙地，又被议处；1910年，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保举他为记名盟长，没有被批准，因此积怨在心，企图投靠沙俄，背叛祖国。这些反动的上层分子，经俄国挑唆、培养，勾结一起，成为一股亲俄势力，是沙俄入侵蒙古地区的重要内应。1910年3月，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不久，库伦发生喇嘛与汉族商人殴斗事件，三多拘捕肇事喇嘛，又奏准将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革职，外蒙王公、活佛表示强烈不满，指责三多仇视黄教。三多推行新政，操切从事，奏请设立兵备处，截留金矿官税金砂六千余两，准备编练新军一旅。库伦一地除原有官署外，新添机关多至二十余处，开办、经常各费都在当地筹措，兵备处开支尤大，库伦办事大臣所属各盟旗难以支应。外蒙王公、活佛既认为三多仇视黄教，对各项新政更加不满。清政府在外蒙举办新政，俄国蓄意破坏。自从第一次日俄密约中日本承认沙俄在外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以后，沙皇政府把外蒙视为禁脔。中国在外蒙举办新政，它认为显然是对自己而发，担心如果新政办有成效，必然大大加强清政府在外蒙的统治力量，将会限制俄国势力的扩张，而编练新军与移民开垦两项对其扩张活动尤其不利，特别加以嫉视。到1911年，内地汉族农民新垦蒙地已达四百九十余万俄亩，在金矿劳动的汉族矿工共有两千五百余人，因垦区、矿区全集中在库伦以北中俄边境地带，沙俄认为任其发展，不加阻止，势必成为它吞并外蒙的重大障碍。俄国政府了解到外蒙民族上层反对新政的强烈情绪大可利用，于是积极煽动其中的亲俄派出面邀请俄国干预，以便据为口实，干涉中国内政，挑起中俄纠纷。外蒙这时成为俄国侵华的主要目标。1911年7月1日，即在外蒙部分王公喇嘛集会密谋分裂活动前十天，俄驻库伦代领事拉弗多夫斯基（В.Лавдовский）向驻华公使廓索维慈报告说：中国政府在外蒙实行新政，使蒙古王公惊慌不安，他们决定在库伦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蒙人应采取何等措施，以对付中国人对蒙人的彻底奴役”，“因此，对我国在蒙古的方针政策发生极大影响的时刻可能即将到来”。他所说的即将到来的“时刻”，就是不久发生的“外蒙独立”事件。这位俄国领事在事前就得知这项绝密消息，从他与外蒙王公、活佛的关系看来，他绝对不只是一个知情人，而只能是这次会议的幕后策动者。按照外蒙惯例每年有一个向库伦活佛进献“丹书克”（祭礼）的节日，在俄国的挑动下，这年7月10日，亲俄派王公杭达多尔济等蛊惑活佛借献“丹书克”的机会，举行外蒙四部会盟会议。会中杭达多尔济等突然提出联俄独立问题，除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扎萨克那木萨赖、三音诺颜亲王那木囊苏伦和二大喇嘛车林齐密特等赞成以外，多数王公在思想上毫无准备，“一时均如坠入雾中，上下汹汹，如大祸之将临”，因此不肯附和，会议没有结果。杭达多尔济排斥爱国王公，纠集赞成联俄“独立”的王公、喇嘛十八人，开会密商，决定投靠沙俄，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推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与海山等为代表，前往俄国乞援。7月28日，拉弗多夫斯基向俄外部报告：“王公会议业已结束”，“决定立即向我国请求庇护”，“几天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赴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他要求俄国政府以某种借口，立即派军队去库伦，以阻止清政府对他们的惩处。8月9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Нератнов）通知廓索维慈，俄国政府将召开大臣会议对蒙古事件进行讨论。他说：“喀尔喀内部形势本身并无损于我国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国在华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必须加以利用。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反华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的基础。”8月15日，杭达多尔济等一行五人到达彼得堡。次日，沙查诺夫予以接见。杭达多尔济递交由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喀尔喀四部汗王署名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件。信上说，蒙古自从第一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归顺清朝已二百年。近来清政府改变政策，实行新政，变牧场为农田，破坏蒙古人旧有习俗，骚扰不堪。俄国皇帝提倡黄教，因此希望归顺俄国，请求给予援助，派出俄军对付中国军队。信上还提议圣彼得堡与库伦缔结一项秘密条约，表示愿将优惠贸易、修筑铁路、开办邮政、印刷钞票、设立军事学校等特权让与俄国等等。17日，俄国政府在总理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主持下，召开有主要内阁成员参加的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外蒙代表团”请求接纳蒙古归俄国保护的事。会议宣称外蒙决心脱离中国求俄保护“并不出我们的意料，因为很久以来我们一直给予蒙人支持和庇护，我国一些驻蒙代表在颇大程度上促使蒙人确信，若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会议承认清政府在外蒙实行新政，组织移民开垦，在蒙古境内修造铁路，尤其是在靠近俄国边境地区部署军队，对俄国十分不利，外蒙王公、喇嘛反对新政的举动，完全符合俄国利益。但俄国政府当前须积极参与解决近东和中东各种尖锐问题，不能在蒙古问题上分散精力。因此，建议“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的义务，而是居间调停，并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的愿望，不要与他们的宗主国君主清朝皇帝脱离关系”。会议主张命令驻华公使根据此意向清政府交涉，并派负责官员向“外蒙代表团”说明，彻底脱离中国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答应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的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允许替他们说情，不使因来俄而受惩罚，并以加强领事馆卫队为名，派遣两连俄兵去库伦。8月2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个建议。沙皇政府将“外蒙代表团”来俄乞求支持“独立”作为要挟清政府的手段。8月28日，俄使廓索维慈照会清政府说：中国“近在蒙古办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等事，蒙民深兹疑虑。喀尔喀一带蒙古王公并库伦喇嘛均屡次专员赴俄外部诉苦。俄蒙连界，休戚相关，俄断不能漠视，势必至在交界等处，筹对付方法”。他要求就此举行谈判。清政府以俄国此举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加以拒绝。外蒙反动王公密谋“独立”、杭达多尔济等赴俄乞援，清政府一无所闻。接到俄使照会后，9月4日，它将此事原委电告三多。三多传讯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巴特玛多尔济陈述经过，自称当日会议不敢盲从，并未署名，但自己是蒙古人，此事未发觉前，不敢来辕呈诉。三多命他往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要求发电阻止俄兵，并召杭达多尔济等克日返回库伦。蒙古缺的库伦办事大臣绷楚克车林、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以及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盟长原来反对联俄“独立”，不愿承担责任，犹豫多日，始会衔恳求免行新政，对杭达多尔济等人赴俄一事推托不知。9月13日，清政府以“一切应办新政，如实有碍难之处，均可酌量变通，从缓办理”，被迫批准了缓办新政的要求。然而，沙俄一手导演的外蒙“独立”丑剧的帷幕已经拉开，它自然不肯罢休，9月15—16日，俄兵三百余名以增援领事馆卫队为名，悍然越界，进入库伦。清政府在沙俄迫促下，于9月20日和10月12日两次照会俄使，决定在外蒙暂缓实行新政，同意对杭达多尔济等人赴俄不加惩处。这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俄政府的态度也跟着急速变化。10月13日，俄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指示廓索维慈说，清政府决定在外蒙缓办新政并口头同意就蒙古问题同俄国交换意见，现在这些已经不够了，“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的困难，把中国人口头上承认的我国解决蒙古前途问题的原则，以某种书面文件固定下来”。10月19日，廓索维慈本此意向清政府递交了备忘录。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答复，11月18日，涅拉托夫在给沙皇的奏折中又改变了主意，说：“由我国利益的观看来，现在的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惬意的。……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国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行动自由，可能比现在大得多。”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意这个建议。所谓完成移民事业、巩固边疆，实际上不过是并吞中国领土的同义语。中国东三省北部、蒙古、新疆都是它的侵略目标。由于外蒙古亲俄势力要求脱离中国“独立”，因此，沙俄更把外蒙看成是挂在它嘴边、条件已经成熟只待吞噬的一块肥肉。俄政府于是煽风火，指使反动王公进行叛乱活动，并决定向外蒙提供武器。廓索维慈通过驻库伦领事馆劝告外蒙的王公、喇嘛，“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的独立发展。”俄陆军部命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马刀一万五千把、子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叛乱集团；另外又派步兵一营和哥萨克骑兵数百名，以加强领事馆卫队的名义，开往库伦。外蒙少数主张“独立”的王公、喇嘛，成立以土谢图汗盟长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为首的临时行政机构，要求喀尔喀四盟，每盟各征兵一千名，装备俄国武器。不久，杭达多尔济等返回库伦，俄国又嗾使豢养已久的陶克陶呼带领叛匪赶来参加叛乱。11月末，由俄国武器装备的蒙兵开始涌入库伦，30日，反动王公首先向三多致送公呈，声称内地各省相继独立，喀尔喀四盟已征调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发给粮饷枪械，限三小时答复。哲布尊丹巴不等回文，又派人通知三多，宣告蒙古全境自行保护，他已被推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大皇帝，限三多于次日率文武官员兵丁等出境。三多怯懦无能，束手无策。第二天，俄兵会同蒙兵前往防营，将三多所部马步兵丁八十余名缴械。12月2日，在俄驻库伦代领事的恫吓下，三多率官员及眷属透入俄领馆，接受“保护”。4日，俄兵“护送”三多出境，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内地。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举行登基典礼，自称“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年号“共戴”，组织伪“独立”政府，以车林齐密特为“总理”兼“内务大臣”，那木囊苏伦为“副总理”，杭达多尔济为“外务大臣”，参加叛乱活动的内蒙乌泰、海山、陶克陶呼等人分别担任次要的职务。库伦是外蒙古东二盟的首府，沙俄在库伦得手以后，立即将魔爪伸向西二盟、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在沙俄指使下，哲布尊丹巴派人分头到西二盟与科布多煽动叛乱。乌里雅苏台城位于西二盟的三音诺颜部，1912年1月，西二盟的叛乱势力占领乌里雅苏台城，驻乌里雅苏台俄领重演故技，以“护送”为名，派兵将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参赞大臣荣恩等强逐出境。科布多的叛乱活动没有立即得逞。科布多共十七旗，都是额鲁特蒙古部落，与喀尔喀为世仇。外蒙“独立”，科布多各旗不肯附从，哲布尊丹巴派多人前去游说，这些说客被各旗拿获后纷纷送交参赞大臣溥■，斩首示众。科布多城是科布多的首府，溥■率兵三百名，又征集蒙兵一千人，积极整顿城防，制止叛乱。沙俄见煽动叛乱无效，6月，派俄兵与海山率领的库伦叛军数千人往攻。8月6日，科布多城失守，大遭焚掠。俄领事又派俄兵以“护送”为名，将溥■以下官员、驻军与内地商民等强逐出境。俄国策动外蒙各地叛乱，唐努乌梁海是唯一例外，原因是它决定直接加以霸占。唐努乌梁海地处喀尔喀西二盟与科布多之北。1911年，廓索维慈在北京俄使馆找到早年档案一件，报告俄政府，捕风捉影地把它作为唐努乌梁海归属俄国的根据。11月，俄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1912年2月驻北京代办世清提出俄国立即占领唐努乌梁海。2月28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报告沙皇说：按照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规定，两国以萨彦岭为界，唐努乌梁海应属中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批道：“我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以来，业已三月，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更积极解决此事，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什么利益。回忆我们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区的历史。”沙俄惯于乘人之危，趁火打劫，鲸吞邻国领土。尼古拉二世这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老祖宗亚历山大二世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困难处境，强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的历史，决定如法炮制，夺取唐努乌梁海，硬把它与外蒙分开，置于沙俄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列入俄国的版图。武昌起义发生后，俄国有意与日本合作，共同出兵占领中国东三省。由于英、美等国坚决主张列强对华一致行动，俄国考虑欧洲风云紧急，不愿在中国问题上与英、美对立，11月初，它向日本政府提议由日本带头共同瓜分东三省。而日本重视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也不愿开罪英国，予以拒绝。沙皇政府迫不及待，1912年1月，又用策动外蒙“独立”的同样手法，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导演了另一出“独立”的丑剧。1912年初，呼伦俄领乌萨蒂（Усатый）策动呼伦贝尔的额鲁特总管胜福和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等，以俄制步枪五百支武装一千蒙兵，发动叛乱。1月15日，攻入呼伦（海拉尔）城内。呼伦道黄仕福准备派兵平乱，乌萨蒂公然威胁说：如果双方交战，炮弹落入中东铁路站界之内，俄即“调兵干涉”。黄仕福被迫避入站界，胜福率众占领呼伦，宣告“独立”。1月24日，胜福进攻胪滨（满洲里），没有得逞。2月4日，俄军约八百人，与蒙兵四百人合国胪滨，将驻军缴械，胪滨府官员与驻军被强逐出境。沙俄在新疆找不到合意的傀儡，5、6月间，以增援领事馆卫队为名，派遣大队俄兵分别侵入伊犁和喀什，随后挑起了有名的策勒村事件。与此同时，俄又指使乌泰潜回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纠合科右后旗、科右中旗的个别王公发动叛乱，8月，攻占洮南府、镇东县等地，遭到奉天都督的回击，未能得逞。三多被逐以后，清政府将三多革职查办，派外蒙车臣汗部盟长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和新任阿尔泰办事大臣毕桂芳为查办库伦事件大臣，前往办理。毕桂芳原任驻海参崴总领事，知道要取消外蒙“独立”，非先与俄国交涉不可，没有立即赴任，而于1911年12月赶来北京与俄代办世清进行接触。23日，俄外部指示世清，俄国可以充当中蒙之间的调停人，“目的在于缔结一项保证蒙古自治的中蒙条约”，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中国承诺不在蒙古驻扎军队，不以汉人开垦蒙地，不在蒙古设置中国行政机构；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允许在外蒙驻派官员。俄国还提出中国政府在蒙古采取的措施，应与它磋商，并由驻库伦俄领事监督双方遵守条约的情况。俄国还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它取得修筑蒙古铁路的优先权，建造库伦到俄国境内的铁路。31日，世清按照上述指示照会清政府，提出五项要求。当时南北双方正在进行议和，袁世凯唯恐承担出卖外蒙的罪责，招致革命党人的攻击，对俄国提出的“调停”条件不敢应允。1912年1月，驻俄公使陆征祥向俄外部说明，为了防止其他列强提出同样要求，中国不能接受俄国所提条件。俄国表示既然中国不接受调停，它也不能给毕桂芳以任何协助。毕桂芳等准备自行前往库伦，因俄方的种种阻难，查办活动终于化为泡影。沙俄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策动库伦“独立”，逐走三多，利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国内政局动荡的机会，借口“调停”，要求订立中蒙条约，由它作保，中国承认外蒙自治，限制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公开暴露了它对外蒙地区的野心。辛亥革命期间，内地许多省分宣布独立，外蒙也宣布“独立”，但它的“独立”是在沙俄支持下脱离祖国，同各省独立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与后来英帝国主义支持达赖十三在西藏发动的驱汉运动却如出一辙。外蒙反动王公、喇嘛分裂国家的行径不能不引起革命派领袖以及全国人民的严重关切。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宣言，声明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这个宣言郑重昭告五族共和的宗旨，严肃提出领土统一的问题，指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革命，挑拨国内民族关系，阴谋肢解中国领土的严重危险。他劝告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不要投靠外国。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于3、4月两次电告哲布尊丹巴，反复说明外蒙与中国“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的道理，又任命前清御前大臣、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三音诺颜部亲王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前往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哲布尊丹巴两次复电，都把问题推到俄国一方，声称：外蒙独立“业经布告中外，起灭何能自由？必欲如此，请即商之邻邦，杜绝异议，方合时势”。他拒绝那彦图前往库伦，说：“与其派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公开表示取消“独立”必须与俄国商量，不可能在中国内部求得解决。袁世凯不敢得罪俄国，加以财政竭蹶，库空如洗，在处理外蒙“独立”问题上，态度软弱，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6月，俄国新任驻华公使库朋斯齐（Б.Н.Крупенский）重提调停条件：一、民国政府不得在外蒙古驻兵；二、不得移民；三、外蒙如取消“独立”以后，内政应由蒙人自治，民国政府不能视外蒙为行省，干涉其自治之权。这三项条件与半年之前俄代办世清提出的五项条件大同小异，袁世凯政府担心遭到全国人民的责难，再一次对俄国提议置而不答。中国政府虽然拒绝俄国“调停”，但中俄间有关外蒙、呼伦贝尔问题的交涉接连不断。俄军参加呼伦贝尔叛军攻取胪滨府后，中国政府一再为此与俄交涉。俄国诡称它严守中立，矢口否认曾派兵协助叛军，反而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利用中东铁路进攻呼伦，不准在铁路界内交战，中国官吏不得留在界内，态度极为蛮横。俄国护路队和蒙兵强占吉拉林金厂，驱逐厂商。厂商请附近黑龙江驻军保护。1912年4月，俄使竟然发出照会说：华官由黑龙江调兵前往蒙古，俄国不能漠视。俄外部警告中国驻俄代表，如中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两国恐必启衅。袁世凯政府立即命令黑龙江都督饬驻军退扎原地。袁世凯派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准备前往库伦，8月8日，俄使库朋斯齐提出抗议，说什么“闻那将军有带兵赴任之意，又闻华军拟由新疆及黑龙江两路，东西并进，攻取库伦。如中政府确有此种举动，则俄政府亦不能严守中立，自当自由行动”，对袁世凯政府进行威胁，那彦图库伦之行从而中止。科布多失守后，伊犁、新疆援军相继抵达阿尔泰，分扎察罕通古等地，与当地原有军队合计共七、八千人，准备收复科布多。俄使再次要求中国不得进兵，袁世凯政府屈服于沙俄的压力，命令阿尔泰援军停止前进。沙俄在外蒙问题上，多次粗暴干预中国行使主权，公然暴露它是外蒙“独立”这出丑剧的导演，把所谓“调停人”的假面具撕得粉碎。沙俄不满足于导演外蒙和呼伦贝尔的“独立”，时刻窥伺内蒙与新疆。按照沙皇政府的意图，也要以明确的方式把这些地方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必须在列强之间取得妥协。俄国不待清政府答复它提出的“调停”条件，于1912年1月11日，突然发布一份外蒙问题的公报，宣称：蒙古人在库伦宣告独立，请求俄国支持。俄国政府希望蒙古人同清政府妥协，订立条约。中蒙都委托俄政府居中调解，俄已表示接受，条件是中国不在蒙古驻兵、移民和设置行政机构。中国在蒙古的一切措施必须征得俄国同意。俄国不能无视事实上业已成立的蒙古政府。倘若蒙古脱离中国，俄政府不得不与蒙古政府建立关系，等等。这份公报通篇使用“蒙古”字样，而不用“外蒙”，其用意显然在试探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态度，如果它们不提异议，就可据以为各国都默认俄国对包括内蒙在内的全部蒙古地区，具有“特殊关系”。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1月上旬曾致电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认为必须划定日、俄在内蒙的势力范围；他看到俄国的公报，立即觉察其别有深刻用心，认为正好乘机质问俄国，并提出划定内蒙各自势力范围问题。16日，日本政府为此举行专门会议，采纳了内田的建议，命本野一郎向俄外部递交备忘录，对“蒙古”一词的确切涵义提出严厉质问。当时日本已是远东头号军事强国，俄国对华侵略仰仗日本的支持，两国关系处于既有勾结又有斗争，而以勾结为主的局面。日本气势汹汹，沙查诺夫见其诡计已被识破，赶紧声明公报中的“蒙古”一词专指外蒙，“俄国政府绝无违反日俄协的原则而另行活动之意”。斯托雷平对日本正式提出两国划定在内蒙的势力范围，表示“欣然允诺”。1月24日，本野将日本政府拟定的瓜分内蒙的具体方案递交沙查诺夫，经过历时半年的交涉以后，达成协议。第一次日俄密约日本已承认俄国在外蒙享有“特殊利益”，第三次日俄密约，双方又就瓜分内蒙达成了协议，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俄国在公报中申明的所谓调停中蒙的各项条件，以及调停失败后俄国将要与外蒙直接建立关系等内容不加反对。英国是对俄国在中国北部与西部扩张势力极感关切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在1907年谈判《英俄协定》时，英国不肯无代价地承认俄国在外蒙、新疆等地享有特殊利益，极力反对把它们列入议事日程，结果仅就波斯、阿富汗、西藏达成了一揽子交易，并在《西藏专条》内互相承担一些限制性条款。辛亥革命发生，局面变化了，俄国制造外蒙“独立”步步得逞，又借口保护新疆领事馆，在喀什、伊犁等地大量增兵；英国深感失策，又无力扭转外蒙、新疆的局势，为了使自己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不落在俄国的后面，认为必须取消《西藏专条》中那些对它不利的限制性条款，以承认俄国在外蒙、新疆的地位换取沙俄同意对《西藏专条》的修改。1912年9月，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访问伦敦，双方就波斯、蒙古与西藏问题进行商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提出，英国“希望维护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西藏自治”，并准备派一名代表去拉萨，他探问俄国是否有意放宽《英俄协定·西藏专条》中的限制性条款。沙查诺夫回答，他听到这些话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但是他要替俄国要求一些报酬，蒙古在英俄协定之外，他“不能把它看做是西藏的对等物”。意思很清楚，俄国不打算以它在外蒙目前已取得的利益与英国准备在西藏得到的利益相交换。随后，沙查诺夫在与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克鲁伊（Crewe）的谈话中明白透露他的意图，俄国所指望的交换条件在阿富汗。换言之，必须在《阿富汗专条》和《西藏专条》上互相做出让步，才能修改《英俄协定》。沙查诺夫又向克鲁伊表示“愿意明白宣布俄国无意接管中国土耳其斯坦（即新疆）的管辖权”；“在中国新疆的任何部分将不会发生俄国事先不通知英国而采取行动的问题”。这样也就打破了英国想以默认俄国在新疆的侵略扩张换取修改《英俄协定》的设想。沙查诺夫在伦敦期间，将俄国在外蒙扩张势力的方案，以及准备派遣廓索维慈前往库伦与外蒙直接订约的计划，口头通知格雷。至于西藏，克鲁伊归纳沙查诺夫的意思说：“只要做得秘密，我们在西藏干什么都没有关系，但他不能面对我们的约文（指《西藏专条》）作任何改动”。英、俄双方就这样地达成暧昧的妥协。沙俄帝国主义原想利用辛亥革命的机会，取得其他列强的同意，将中国内蒙古以西广大地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它虽然很容易地取得了法国的支持，但在对日交涉中碰了壁，日本反对将新疆等地归入俄国势力范围，俄国看到中国新疆内部的局势也与外蒙很不相同，只得暂时把手缩回。在英俄交涉中，俄国故作姿态表示无意兼并新疆，显然是受了日俄交涉的影响。至于外蒙，情况就完全不同，它已经取得日、英、法等国的同意，不再担心陷于孤立。它不等中国政府对它的调停条件的答复，决定悍然与外蒙直接订约。它指派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为全权代表，于1912年9月末，携带俄政府事先拟定的俄蒙协约草案和俄蒙商约草案，秘密到库伦。不久，廓索维慈与驻库伦俄领刘巴（В.Ф.Люба）为一方，与外蒙代表新任“总理”那木囊苏伦、“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为另一方，开始举行订约谈判。外蒙王公、喇嘛等民族上层分子中，对“独立”的态度本来就存在分歧，多数人表示反对，他们被排斥在“独立”政府之外，赞成“独立”的只是少数。在这少数人中又有幻想自行“独立”与甘心投靠俄国的区别。车林齐密特代表前者，杭达多尔济代表后者。这种分歧很快反映到俄蒙会议中来。第一次会议时，廓索维慈端出俄政府预先拟就的条约草案，外蒙代表要求俄国支持“独立”，并将内蒙包括在内。会后，廓索维慈请示俄政府，俄政府认为公开支持外蒙独立，对于俄国并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却因违背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反会给其他列强造成干涉的借口，因而约文中仍以支持蒙古自治的字句为妥。其次，既有第三次日俄密约的限制，自然不能涉及内蒙。呼伦贝尔属于东三省，又是中东铁路经过地区，最好不要让外蒙插手，而且蒙古自治范围过大，估计中国政府不会接受，可能引起中俄之间的武装冲突，这又是俄国所不愿的。俄政府指示廓索维慈说：“对于圣彼得堡前此所拟之草案，不得多所变更”，“关于蒙古要求政治独立，以及要求划入内蒙两事，绝对加以拒绝”。外蒙代表不理解俄国意向所在，另拟草案一份交廓索维慈考虑，除去坚持两要求外，又规定俄国人在外蒙不得购买土地，不得经营放债生意等等，企图对俄国的特权有所限制。第二次会议时，廓索维慈采取强硬态度，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外蒙代表所拟条约草案，并且声称，俄国承认外蒙自治，允许助蒙反华，是以订立俄方所拟的俄蒙条约为先决条件。车林齐密特说：“现在所谓俄蒙条约，对于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又说：“此种条约用意，无非俄国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布哈拉或高丽第二。”因此他主张外蒙还是应该等待中国政府代表那彦图到来以后，看北京方面的意图如何再定才好。车林齐密特的发言，击中俄国的痛处。廓索维慈恼羞成怒，将外蒙提出的条约草案摔在地上，借口车林齐密特“侮辱”了他，悻悻然退出会场，中断会议。中国政府这时通过不同渠道，极力劝阻外蒙与俄订约。10月5日，廓索维慈报告俄政府说：“在大喇嘛、商卓特巴及某些官员的反俄宣传的影响下，近来他们对谈判采取显著的冷淡态度，有意转向与中国接近，据我所知，他们和中国的秘密关系继续存在着”。俄外部命廓索维慈向外蒙声明，如果没有俄国参与，蒙古径与中国订的，俄国政府对于此种条约，决不加以承认。廓索维慈嗾使哲布尊丹巴，将车林齐密特排除在外，会议继续举行。廓索维慈应允订约后给予二百万卢布贷款，允许对草案做一些轻微的文字改动。1912年11月3日，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其附约《俄蒙商务专条》。《俄蒙协约》的主要内容是：俄国保护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派兵、“殖民”，如蒙古不经俄国允许而与中国立约，不得违背协约及专条规定的各项条件，等等。这个条约把俄国置于外蒙监护者的地位。《俄蒙商务专条》多达十七款。规定俄国商民在蒙古各地可自由居住；有权租地、购地、建造房屋；从事工、商、或农业；可经营进出口贸易；在蒙古各地贸易一概免税；可享受从事矿、林业、渔业等特权；可设立银行、办理邮政；可在内河任便航行，设立码头、货栈、桥梁、渡口。规定俄政府得在蒙古议定地设立领事馆与贸易圈；俄国人享受领事裁判权；领事免费使用蒙古台站，等等。俄国在外蒙享受的种种特权远远超过中俄历次条约所规定的范围。俄政府对日本已明确表示所谓“蒙古”系专指“外蒙”而言，在俄蒙谈判中又坚持反对包括内蒙，但在《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中仍然使用“蒙古”二字，这显然是有意含混，目的在于为自己留下足够的讨价还价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中国政府得到俄蒙订约消息后，于11月7日照会俄政府，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外蒙无权与外国订约，无论俄蒙订立何种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俄国不顾中国反对，第二天公然通知中国政府俄蒙已经订约，并将《俄蒙协约》副本交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再次提出抗议。俄使声称，中国如能承认《俄蒙协约》，便可缔结中俄条约；如中国不允，俄国没有必要改订中俄条约，只须履行《俄蒙协约》即，对中国进行威胁。俄蒙订约消息传出后，中国各地舆论大哗，纷纷攻击政府，甚至主张对俄宣战。袁世凯政府惊慌失措，外交总长梁如浩引咎辞职，袁世凯任陆征祥为外交总长，人民群众抗议浪潮不断高涨，北京与各地政党、团体、商学各界继续集会，发表通电，谴责俄国妄图吞并我国蒙古地区的强盗行径。上海、香港、烟台等地工人拒绝装卸俄国货物，汉口俄商砖茶厂工人举行罢工，京、津等地群众纷纷到华俄道胜银行提取存款、兑换现金，拒绝使用该行发行的纸币。各地蒙古王公、喇嘛与爱国人士也纷纷斥责哲布尊丹巴集团的卖国行为。蒙古王公联合会声明哲布尊丹巴等少数人无权代表蒙古，通告各国不承认《俄库条约》。内蒙的乌兰察布盟与伊克昭盟各旗在呼和浩特召开西盟王公会议，通过“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也声明对《俄库条约》不予承认。俄国在将俄蒙订约通知中国政府前，预先分别告知法、英、日三国驻俄大使。沙查诺夫向他们表示，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俄蒙协约》各原则俄国不反对中国政府与蒙古另订一项后者承认中国宗主权的条约。法、英、日三国政府以与俄国有默契在先，对俄蒙订约各自保持缄默。11月23日，袁世凯约见法国驻华公使康悌（A.M.R.Conty）。康悌力劝袁世凯不要与俄进行武装冲突，声言俄所坚持的条件主要是中国不在外蒙驻兵、设官、殖民三条，如能在此基础上与俄达成协议，俄国即可出面调停，使中国政府与库伦取得和解。袁世凯表示，中国可以应允不在外蒙移民，但不能承认对外蒙仅享有“宗主权”。俄对中、法、英、日只递交《俄蒙协约》副本，对签订的《俄蒙商务专条》秘而不宣。经过中国政府一再抗议，俄使库朋斯齐始将《专条》副本送交中国政府与法使康悌。经过康悌的疏通，11月30日，陆征祥在北京与库朋斯齐开始就外蒙问题举行谈判。双方往来磋商经过半年之久，1913年6月，最后达成六条协议，大致内容是：俄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保持中国历来所有各种权利；中国承担不改变外蒙古原有的地方自治制度，允许外蒙有权组织军备、警察，非蒙族人不准向外蒙“殖民”；俄国允许除领署与领署卫队外，不在外蒙派兵、设官、举办殖民；中国愿受俄国调处；今后俄蒙订约，须先经中国政府许可等等。这时正当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后，国会内部各派系斗争激烈，由于协议末款“今后”二字有默认《俄蒙协约》之意，7月11日，遭到参议院否决。沙皇政府则对协议中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不满，俄使乘机推翻协议，陆征祥因而辞职。不久袁世凯举兵讨伐南方国民党反袁都督，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交涉，暂告中止。订立《俄蒙协约》是廓索维慈去库伦的主要使命，此外，他在库伦期间还进行了许多活动。他怂恿外蒙对内蒙发起进攻，对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在有廓索维慈参加的库伦伪政权的大臣会议上，作出以土尔扈特喇嘛丹比占灿为元帅，俄国军官充当顾问、负责指挥，分兵三路进攻内蒙的决定。这几路叛军先后窜犯昭乌达盟北部，多伦、张家口以北，阴山北麓的广大地区，烧杀抢劫，给当地群众造成损失和灾难。12月，廓索维慈根据《商务专条》，迫订《开矿条约》，规定外蒙境内各项矿产只许俄人自由开采，除俄蒙之外，不准他国资本参加。《俄蒙协约》签订后，廓索维慈给予杭达多尔济五万卢布，作为酬劳，并唆使他再次访俄。杭达多尔济于1912年底率领代表团到彼得堡，与俄国政府就外蒙自治的范围、借款、武器供应等问题进行谈判。沙查诺夫亲自交给财政大臣科科弗佐夫的机密信上说：“杭达多尔济是蒙古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我们不能让他空手而回，因使命失败受到指责，以致他可能不愿再为我们的计划和利益服务。沙皇政府同意将科布多列入外蒙自治的范围之内，同意以外蒙各地金矿作抵，贷款二百万卢布。1913年2月，又签订编练蒙古旅的协定，规定外蒙聘请俄国教官，以一年为期，俄国协助外蒙编练蒙兵一旅，包括骑兵、机枪队、炮兵在内，共一千九百人，武器弹药全由俄国供给，全部费用由贷款中支出、约占贷款总数四分之一，俄国教官有指挥权，并监督经费的使用。沙查诺夫毫不掩饰地说：蒙古旅“是由我们的教官指挥、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我们的政治目标的军队”。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派以后，急于取得各国承认，1913年9月，派外交总长孙宝琦就外蒙问题与俄使重开谈判。10月，俄与英、法、日、意等国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不久中俄谈判达成协议。为了避免议员的反对，不经过国会的批准程序，袁世凯政府采取孙宝琦建议的声明形式，11月5日，径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声明》与《声明另件》各一件。《中俄声明》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中国应允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兵，不派文武官员，不办“殖民”。但中国可任命大员，携带卫队驻扎库伦，另派专员分扎其他地方，保护内地人民利益；俄国也允除各领事馆卫队外，不在外蒙驻兵，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办殖民；中国接受俄国调处，按照本声明与《俄蒙商务专条》确定中国与外蒙的关系等等。《声明另件》规定：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关于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亦得参与其事，另议地召开中俄蒙三方会议；外蒙自治区域，除阿尔泰以外，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的辖境为限。《中俄声明》的签订是外蒙“独立”事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标记，一方面表明沙俄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分裂中国领土，宰制外蒙古的野心终于实现，为其他帝国主义采取类似方式侵占中国领土开了先例：另一方面也标志了袁世凯政府对俄国侵略者的屈服，它是民国政府成立以来袁世凯手中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声明另件》虽然规定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又规定关于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必须中俄协商，含有不承认《俄蒙协约》之意，但是这些规定丝毫不足以改变外蒙地区实质上已成为俄国殖民地这一既成事实。由于《中俄声明》和《声明另件》的订立，使得俄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终于获得了所谓的合法的地位。《中俄声明》订立后，俄国初步达到它的侵略目的，决定停止外蒙傀儡军队在内蒙的军事活动。1913年10月底，俄驻库领事米勒尔（А.Миллер）按照俄政府的命令对外蒙当局“施加影响”，哲布尊丹巴立即下令将这支由俄国一手控制的外蒙傀儡军从内蒙撤退。1913年11月初，外蒙伪总理那木囊苏伦率领代表团再次到俄国求援。俄国政府将《中俄声明》的内容和准备召开中俄蒙三方会议的意图分别通知那木囊苏伦和库伦当局。那木囊苏伦等同意参加三方会议，但希望取得完全独立，并要求把一切能联合起来的蒙古人都包括在蒙古国之内。这俄国不能同意。俄驻库领事米勒尔向杭达多尔济解释说：《中俄声明》中“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是形式上的”。俄外交大臣对那木囊苏伦说：蒙古“虽然对中国还有宗属关系，但实际上除了政治和领土问题外，在各个方面都是独立的；而在政治和领土问题上，它也有发言权”。又说：所有蒙古人统一于一国之内并取得各国的承认是不可能的；“蒙古能够自立全靠俄国的努力”，“蒙古宣布独立已引起英、日等列强的不安，我们成功地阻止外国对中蒙纠纷的干涉，只是由于我们正面保证不支持蒙古人把那些地区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愿望，如日本已拥有利益的内蒙，以及和英国特别感兴趣的西藏相邻近的青海与柴达木地区”，千方百计地开导他们接受俄国的主张。此外，俄帝国主义者还用实际行动狠狠地教训他们。外蒙叛国集团中少数人幻想建立“大蒙古国”，对俄国不允合并内蒙极为不满，企图与日本建立联系，日本也认为他们的亲日倾向大可利用，暗中给予支持，以便牵制俄国在外蒙的势力。1912年底，《俄蒙协约》刚订立，车林齐密特携带哲布尊丹巴写给日本天皇的信，拟绕道海拉尔前往日本，没有成功。1913年，日本南满铁路官员儿玉到库伦活动，与杭达多尔济等密商。11月，哲布尊丹巴又写信给日本天皇，派人送到彼得堡命那木囊苏伦转交。那木囊苏伦竟然懵懵懂懂地把此信交给俄国。沙查诺夫得到这封绝密的重要信件，如获至宝，特命俄驻日本大使将此信送交牧野外相，作为揭发日本违反日俄密约的铁证，使日本政府狼狈不堪。牧野承认知道儿玉的活动，看过他写给满铁的报告，但推脱儿玉是以私人资格去库伦的，日本政府并未授权，而是蒙古“官宪”的误会，要求俄使将原信退还活佛。沙查诺夫这一绝招，既使日本发窘，又使外蒙叛国集团出丑，使他们认识到除死心塌地充当俄国傀儡外，别无出路。沙查诺夫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洋洋得意地说：我竭力使那木囊苏伦认识到，这是“对幼稚的蒙古政府政治活动的一个教训”。俄国政府为了牢牢地控制外蒙叛国集团，与那木囊苏伦签约，再给予三百万卢布的贷款，卖给大批军火武器，迫使外蒙聘用俄人柯辛为财政顾问，全部贷款由柯辛监督使用。1914年1月，那木囊苏伦返回库伦。根据《中俄声明》的规定，中俄蒙会议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中国以毕桂芳与驻墨西哥公使陈箓、俄国以驻库领事米勒尔、外蒙以大喇嘛达锡扎布（后因病改为希尔宁达木定）与察克都尔扎布为代表。中俄蒙会议虽以《中俄声明》和《声明另件》为基础，但在外蒙取消独立、帝号、年号问题上，在铁路邮申、诉讼、税则问题上，以及外蒙范围，内、外蒙交界处不“殖民”等问题上，反复争议，会议自1914年9月起，直至第二年6月结束，先后历时九个月。中俄蒙会议召开不久，9月30日，俄国即与外蒙秘密签订《铁路条约》与《电线条约》。三方会议就铁路邮电问题几经争执达成协议后，12月10日，俄代表无故宣布取消，随后公然发表俄蒙私订的《铁路条约》、《电线条约》，中国代表请求北京政府撤使停议，没有被接受。第二年，俄代表得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中日交涉吃紧，2月5日，又将税则问题上已有的成议推翻，坚持原来的极为苛刻的条件，加重内地商人在外蒙经商的困难。中国代表再次电请罢议，北京政府认为中日交涉尚无结果，停议未必有利，仍命继续谈判。4月17日，俄代表要求中国不在与外蒙毗连的内蒙各旗“殖民”，毕桂芳等拒绝讨论。俄国以停止会议相要挟，北京政府终于以另行照会，加以承认。俄国得寸进尺，中国步步退让，直到1915年6月7日方才全部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二十二条，除去税则、诉讼、邮电等方面做了一些具体规定外，主要以三方协约的形式重新肯定《中俄声明》和《声明另件》中规定的各项原则。俄国变相侵占外蒙以后，心目中还有两个目标：呼伦贝尔与唐努乌梁海。它认为这两个地区与外蒙不同，对呼伦贝尔的控制可以稍放松些，对唐努乌梁海却要赤裸裸地据为己有。《中俄声明》订立不久，1913年11月20日，俄使库朋斯齐提出，俄国愿出面调停呼伦贝尔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并表示“俄政府主张，呼伦制度不能如外蒙之自治，亦不能如内蒙洮南之已改郡县相等”。《中俄蒙协约》订立后，1915年11月6日，俄政府终于将《呼伦条约》强加给中国，迫使北京政府承认呼伦贝尔为“特区”，《呼伦条约》中将呼伦贝尔地区笼统称为“海拉尔”，规定，海拉尔为直属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特区；海拉尔副都统地位与巡按使相等；地方军事由本地旗兵担任，中央政府需派军队前去时，预先得知照俄国政府，事毕撤出；中国政府承认俄国投资家与海拉尔官署已订的契约等等。呼伦贝尔虽然事实上处于俄国控制之下，但《条约》中没有用“自治”、“宗主权”等字眼。沙俄对唐努乌梁海的态度则完全两样。1912年9月，沙查诺夫就叮嘱廓索维慈，不要把乌梁海问题放进协定里（指俄蒙协定），应该声明，俄国在唐努乌梁海有特殊地位。随后俄国政府特地为此作出一项决议，必须不断加强在该地的势力。1914年初，沙皇批准沙查诺夫提出的“接纳乌梁海地区居民置于俄国保护之下”的报告，俄政府单方面宣布唐努乌梁海人是“俄罗斯保护下的臣民”。随后，派遣俄军，任命官员，在那里大量殖民，唐努乌梁海被沙俄非法占领。由于唐努乌梁海在北，有外蒙隔在中间，对沙俄占领唐努乌梁海，中国政府束手无策，无力阻止。俄国侵占唐努乌梁海完全违背中俄《声明另件》。该文件明确规定，外蒙自治区域包括前清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辖境。唐努乌梁海原属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当然在外蒙自治区域之内，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声明另件》又规定，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的交涉，必须经过中俄协商。俄国不经协商，公然加以占领，即使按照不平等条约性质的中俄《声明另件》，它也是非法的……民国军阀是指在20世纪初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但他们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势力併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採用各种手段，以军队作为主要政治资本的势力。在实质上依然属於传统意义上的割据势力。中国共产党认为民国军阀的出现则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表现。主要势力为北洋军阀、滇系军阀、粤系军阀等。
军阀的产生
袁世凯死後无人有足够力量支配整个中国，加上北洋军内存在明显的派系争斗，各省有实力的人物为保存自己的政治利益纷纷组建军队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经过二千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犟大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
中国在当时经歷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併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採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英、法做大成为美日相争（「二十一条签订後甚至出现日本独占中国的现象），辛亥革命後各帝国主义没有了在华有力的统治代言人，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使得各国在华利益遭到损失，转而寻求建立地方上的统治代言人，向军阀提供经济、技术上的支持。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利用，形成「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
华盛顿会议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重新洗牌，由日本独占的格局转为各国在华权利均等，美国势力上升的现象，这加剧了民国军阀的势力膨胀。帝国主义在华分赃不均直接表现为不同军阀的战争，导致中国内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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